不可忘却的记忆 (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夏佩芳

 

二零二零年新冠病毒肆虐,上海的防疫管控极严,那年清明没能给父母上坟。今年中国的疫情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清明期间到了父母坟上,摆好供品,点燃蜡烛,焚香祭拜。

才隔两年,脑海里父母影像有些模糊了,我恍如从遥远的地方回来,望着瓷画像上父母慈祥的眼睛,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拜辞父母时刻我忽然大悟,一个困扰世人的哲学难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就在这里解答了吗?我从父母那里来,要回到父母那里去,犹如父母从祖先那里来,现在回到祖先那里去了一样,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繁衍生息源源不断。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其中不乏有辉煌灿烂的人生,然而绝大多数是平凡得微不足道,但是不管怎样每个生命的来去轨迹犹如涓涓细流连绵不绝,汇集成几千年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长河。

洪流中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经历,都有不可忘却的记忆。

 

父亲夏银生,江苏省常熟妙桥人,生于1918年2月10日,殁于2004年10月8日,享年87岁。

父亲家境贫困,3岁丧母,8岁替别人家放牛,16岁到上海投奔亲戚学做中式裁缝。

父亲从乡下到上海学生意有点像电影《三毛学生意》所描写的,生炉子、打扫卫生、带小孩等等,只不过没有电影那样夸张。父亲一生中没有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字,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但是脑子灵活,手脚勤快,不惜力气,为人诚实,师傅比较喜欢,因此学得多学得快,为了学好做衣服,他在实践中自创了一套只有他自己认识的记录衣物款式、尺寸、要求、甚至用户姓名等等的符号,竟然没有出现过差错。这些符号像小蝌蚪又类似日韩文,我们五个孩子包括我母亲都不认识。

母亲毛爱珍,浙江省绍兴县(现绍兴市)人,生于1917年8月15日,仙逝于2012年8月22日,享年96岁。母亲10个月大的时候母亲的妈妈去世了,由她的爸爸(即我们的外公)一手带大。

母亲是个美人坯子眼睛亮亮的,家庭富裕小时候读过私塾,后就读于绍兴县第三小学(我是用母亲“员塞小或”的口音中翻译过来的)。外公毛志厚,被军阀拉夫担当书记,母亲13岁时外公才回到家乡,把母亲从后娘那里领出来带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美勃克路小学(也是以母亲口音音译的,没有考证过,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母亲能读书看报。

外公到上海后在大美晚报广告部任职,收入颇丰月薪百余大洋,家有娘姨、包车夫,还养有一条大狼狗,5、6岁小孩可以趴骑在它身上。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持续不到一年,外公病逝。倔强的母亲不愿随后娘回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决定留在上海自谋生路。开始家中还寄点生活费,后来逐渐减少到没有,上学是不可能了就此辍学。她求住在同学家里,同学家住的是公寓房,那里富裕人家多,小孩的衣服是从百货公司买来的,母亲就仿制,为大户人家小孩量身定制服装换点生活费,当时母亲只有15、6岁。

在上海,母亲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没有依靠,全凭自己一双手拼搏,帮佣、打零工、做裁缝……什么活都干。母亲后来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就是现在所说的闺蜜,母亲让我们叫她“阿姆”是宁波人,比母亲大,她有一个女儿,我们叫她“英囡阿姐”,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母亲就只有这一门“亲戚”,在“阿姆”的说合下母亲和父亲结了婚。

母亲出生于大户人家,却选中放牛娃出生的父亲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在艰难中熬过来的母亲很实际,看中父亲诚实勤劳,她坚信天道酬勤,以后终身有托,事实证明母亲很有眼光,结婚后父母携手走过了纸婚、布婚、银婚、金婚、钻石婚,和睦相处六十多个春秋。

父母凭借自己的手艺在上海滩拼搏,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状况,旧社会种田的没饭吃,成衣的没衣穿。父亲虽是个裁缝,自己很少有新衣服,孩子多老大的衣服小了给老二,老二的衣服小了给老三穿,如此老四、老五。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挨到我老三衣服上都是补丁,我弟弟的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成百衲衣了,文革初期学校硬把我弟弟的衣物拿去放到忆苦思甜展览会,作为向旧社会声讨的罪证。

父亲说,日本侵略中国上海常有战事,日机空袭轰炸防空警报惊人,大家跑到辑伍坊1号2号那高大结实的建筑物里躲避,常常听到日本人又在轰炸什么地方了,人头在地上滚动,断手、断脚飞到他人身上,吓得大家不敢外出。

抗战胜利了,国民党腐败入髓,社会黑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里讨生活还要受到地痞流氓的盘剥欺诈。

手艺学成后,父亲一直梦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面,当时物价高,房产贵,买下一家店面是不可能的,租店面也要用黄金。父母俩用双手打拼十多年积赚下来有四根金条(分量我没有搞清楚),父亲瞒着母亲用这四根金条,租下了一家石库门底楼的房子,三房东拿了金条人就不见了。不久,二房东来了说不知道这件事,蛮横地将父母的东西掼到外面,不让开店也不让居住。当时设备已经买了,帮工也请了,店面开张了,不做下去损失会更大。官司是打不起的,母亲就请人“吃讲茶”(解放前,发生争执时,双方到茶馆里请公众评判是非)企图挽回一点损失,所谓公众就是双方请的人,母亲请的是社会贤达,对方请的是流氓地头蛇,这样的讲茶是无法讲道理的。结果是四根金条不了了之,对方只是答应店面可以继续租赁给我父亲,租金还需月月结清,租金每天三元。母亲说:他们是连裆模子,按照拆白党的套路来欺骗我们。而且每天3元是公寓房的租金,石库门根本没有这么贵。就这样每天三元的租金,父母俩苦苦支撑了一年,全部收益只够支付租金,一年白干。

父亲就此解散了帮工,在辑伍坊24号底楼租了间作坊,父亲单干做裁缝母亲做下手。

24号,是两座里弄之间形成的狭长的三角形空地,前面宽后面窄,有人在那里搭建了两层楼房子,用于出租赚钱。门面租给一个叫赵富的人,也是做中式裁缝,他家住在二楼,父母客气让我们小孩叫他寄爹,管他的老婆叫寄娘。父亲的作坊在深深的三角形尖端,没有门面,沿墙根是阴沟和阴沟盖,阴暗潮湿,没有窗户,仅有一扇小天窗透点光,需要昼夜开灯才能干活。

都是做裁缝,生意首先被门面店的赵富接去了,父亲的接单就少得多了,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父亲靠信誉、质量和低价做生意,赢得了许多回头客,有些客人还成了父亲的朋友,有个客户还请我们全家赴宴,我记得那个客人家里很大窗明几净,家里小孩的玩具堆里有一辆木制汽车,哥哥坐在里面用脚踩踏汽车会行走。

父母亲一起做裁缝一直做到解放后国家对手工业者改造时期,父亲转业到了漕河泾的一家化工厂做工人,母亲分配到勤工服装厂做工人。

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父亲对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很满意,因此工作非常积极,经常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他的工作是与粗苯打交道,一锅一锅热气腾腾的粗苯靠人工端来端去,工作环境中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人们也没有防护意识,连口罩都不戴,父亲长期在剧毒的苯蒸气的熏陶下中了毒,得了肺结核,肺穿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政府对工人阶级是真关心,让父亲住院治疗,父亲很听话积极配合,病很快就好转了。单位让他住进了工人疗养院继续治疗,疗养院坐落在皋兰路上,靠近复兴公园的香山路附近,是一座城市别墅洋房,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病愈后的父亲又到杭州工人疗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得到精心治疗的父亲,除了肺里有病后的钙点,没有落下后遗症。

父亲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很深,他把感恩都用在了工作上,文革时期流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父亲没文化不善言谈,更不会唱歌跳舞,却能唱出这首歌,嘴上经常哼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父亲不计报酬地帮助邻居缝补衣物或做衣服,待人又和气,是公认的老好人,与工友或街坊邻居从未红过脸,家里发生矛盾也总是父亲让着母亲。父亲不喝酒不抽烟,连茶水也不喝,只喝白开水,却特别喜欢猫。

我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猫,虎彪毛色很会抓老鼠,有时抓多了吃不了就把老鼠藏在我妈的高筒皮靴里,它也喜欢和我们小孩玩,但是见到父亲来了就只管围着父亲裤脚管转。以后又养过“小黑猫”像豹子能腾空跳起抓苍蝇,“花花猫”乖巧依人讨人喜欢。父亲最喜欢的是一只叫京京的波斯猫,是我弟弟从北京抱回来的小猫,眼睛一只瓦蓝一只金黄,全身是骆驼色长毛。父亲退休后又拿起了针线支起了桌台板,京京喜欢头尾抱成一团盘在父亲工作的桌台板上,很多人误认为是骆驼毛,还用手去抓:这团骆驼毛色质不错啊。骆驼毛一动,吓人一跳。

父亲喜欢猫,自家的猫邻居的猫甚至流浪猫都喜欢。父亲的工厂在漕河泾,父亲带我去过还帮我抓过蟋蟀,父亲到食堂吃饭总有一群猫围着父亲转,父亲收集肉、鱼等剩菜,有些工友主动把剩菜给父亲,父亲不厌其烦地进行挑拣再喂给猫咪吃。

我家的猫被父亲养得肥肥的,小摊小店只知道用猫驱赶老鼠,不知道喂食。父亲在楼下放好猫食,弄堂里小裁缝的猫就过来吃了,马路对面水果店的猫也过来吃,两只猫就发生了争执,先是喵喵地吵,后来就打起来了,父亲在一旁说:不要吵,不要吵,一起吃,一起吃。水果猫打不过裁缝猫,怯怯地退到一旁瞄着。父亲等裁缝猫吃饱走了,又把新鲜的猫食喂给水果猫吃。

过去没有猫粮狗粮,父亲常常在菜场收摊时买下落市杂鱼作猫食。认识不认识的一些阿姨就会半路拦下父亲:啊呀!这么好的鱼给猫吃可惜了,人也可以吃的呀,要不,我捡几条?父亲总是说:拿吧,拿吧。这些人也不客气尽挑好的父亲从不阻拦。

有一天,父亲上早班到了那里找不到工厂了大吃一惊,原来化工厂一夜之间烧成了灰烬,父亲转到其他化工厂,最后在浦东溶剂厂退休。

母亲个性比较强,可能与她的身世有关,虽是绍兴人却喜欢吃辣,记得她炒辣椒时,腾腾的辣椒油蒸气把一幢房子里的邻居都熏跑到弄堂里去了,她流着眼泪咳嗽着坚持炒完。看着这么辣的辣椒菜,全家人不敢动筷,母亲买来一根棒冰,一边吃辣椒,一边舔棒冰,一边还哈着气,吃得津津有味,在她的熏陶下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辣味。

母亲强势我们司空见惯,弟媳结婚进门不久见母亲埋怨父亲有些过头想劝阻,弟弟说:大人的事,你不要管,他们好着呢。母亲虽然强势却是父亲的好帮手,勤恳地做父亲的下手,吃饭时她总在一旁喝茶(母亲喜欢喝茶),父亲和孩子们吃好了才上桌,她很少粘荤腥,把好吃的都让给父亲和孩子们。但是,家有难事急事,都是母亲出面解决:上面讲到的被骗金条的事是母亲出面去理论的;父亲没钱买缝纫机,母亲组织“摇会”集资来解决(“摇会”是旧社会民间轮流解决标会人困难的一种集资方式);家里揭不开锅了,父亲生意上资金兜不过来了,都是母亲借来钱解决;婴儿时期的我感染了麻疹奄奄一息,母亲不放弃千方百计寻医找药把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姐姐儿时得了肺炎,母亲省吃俭用,每天买个猪脑子为她滋补身体(那时猪脑子小的三分钱一个,大的五分钱一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养不起全家七口人,父亲出现浮肿,我们经常饿肚子。为解脱困境十六岁的哥哥离家到宁夏支援西北建设,忍饥挨饿浮肿到胸口,还受到了冤枉,真相大白后给他平反,单位来电话问有何要求。母亲什么要求也不提,态度坚决地说:赶快放人回家!保住了哥哥一条命。

父亲喜欢猫,母亲不太喜欢猫,不过还是爱屋及乌。背后却常常嘀咕:不是猫脏有臭味啰就是猫毛引发咳嗽啦,父亲从不反驳,只当耳边风。我回家探望父母时,母亲就拉着我打开冰箱:你看看,都是猫食,比人吃的还多,满屋子腥味,还浪费电费。一边嘀咕一边还在煮猫食,为猫咪的排泄物找煤灰,整理猫窝,给猫咪洗澡梳理毛发。

母亲性格直爽,出手大方,有钱就花。家里经常有人来往,主要是我和弟弟的战友、同学和朋友,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弟弟的战友大高来我家,母亲给他下面条,上面一块大排,碗底还压着一块大排,每每让大高感动不已。我们五个孩子有四个在外地,过年过节或朋友们聚餐,母亲就请英囡阿姐来帮厨,因为她厨艺好。母亲经常为我们邮寄或带东西,同事、战友探亲,母亲就会准备自制的鱼松、肉松、油淋鸡、芝麻、糖果、零食等等,当然开销很大的。有一年,我在部队收到一封家信,信的抬头是写给弟弟的,当时弟弟也在部队,信的内容是要点钱。以后我就每个月寄给家里30元,坚持数年,1978年我回上海结婚,母亲悄悄对我说,你寄来的钱我都花光了,我吃了一惊,随即安慰母亲不要紧的。不想母亲很有办法,马上为我筹集到了结婚的费用。

父亲性格温和,从不打骂孩子,他不会教我们读书写字,没提过任何要求,更不懂什么教育方法,但是受父亲的潜移默化,孩子们的性格中都带有父亲的色彩,信奉老老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五个孩子中一个人民教师,两个是解放军军官,两个工人。

父亲老实但不乏聪明还幽默。

小时侯看到过父亲缝制的旗袍、戏装、长衫、马褂,玲琅满目,五彩缤纷,完全可以在现代的T型舞台上展示。退休后他闲不住又拿起了针线,为人服务不计报酬。八十岁了我们都劝他收手了,他还为家里每个人做了一套中式冬装,我同事李佩华知道我父亲会做中装想为她老公做一件中装。她老公吴玉钦也是我同事后来调到自来水公司任总工程师,他不喜欢西装,认为西装把人变成了衣服架子,穿着很别扭,中装穿着舒服是为人服务的。我央求父亲做最后一件衣服,并把吴总的人体尺寸给了他,父亲说:不行!让他来一次。我想这么一件小事,照尺寸做就行了,何必惊动吴总跑一次呢,碍于父亲年时已高,我就叫来了吴总,父亲丈量着尺寸,用手比划着,在纸上记录着谁也看不懂的符号,说:行了。事后父亲说:尺寸是死的,不能真实反映人体情况,吴总后背腰部凹进去一大块,按照尺寸做衣服像挂在他肩上背后空荡荡的,按照人体做衣服穿着才贴身。果然,吴总穿着这件衣服很满意说: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贴身的衣服。

父亲诙谐地说,等你们长大了、出嫁了每人发一个金戒指,他说的金戒指其实就是做衣服的顶针箍。

“四清运动”领导干部要清政治、清思想,泛泛而谈过不了关,必须找个实际点的问题,厂长为此大伤脑筋。一天碰到我父亲说:你是老工人觉悟高,帮我提点意见吧。父亲抬头看到房梁上有一根固定横梁的木头,骑马钉脱落了,摇摇欲坠就说:这根木桩要固定一下,不然很危险。那领导说:对对对,是我对工人阶级关心不够!厂长给自己戴上了缺乏阶级感情,忘本了等等大帽子过关了。事后那领导还专门找我父亲,感谢那个不痛不痒的意见,父亲为帮助领导渡过难关很自豪。

文革时期,上海赤卫队、造反队混战,工人造反队占上风。一天父亲手臂上裹着工人造反队的红袖章回家来,我很奇怪:按常理来说,他应该是个保皇派,要么就是逍遥派,不可能参加造反派的。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经历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割资本主义尾巴、四清和文革等等各种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北京红卫兵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打人,不需要司法批准的抄家烧四旧,左邻右舍常有人被批斗戴高帽子坐飞机,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帮人裁剪衣服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不知道哪一天冲进来一批人要割尾巴,你有理也说不清还会殃及全家。父亲参加造反队其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保护全家平安,在人面前他经常有意识地亮出造反派的红袖章。

退休后的父亲除了做些针线活外,还做过一次木匠活。家里的碗橱坏了实在不能用,父亲收集了一些木材,借了一些木匠工具,做起了碗橱。好不容易碗橱做成了,只是有点平行四边形,厨门难关上,母亲也不嫌弃将就着用吧。看来隔行如隔山,木匠活不比裁缝容易。

有一件事父亲始终想不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恍然大悟。解放前父亲的生活很清苦,他对我说:那时能吃上饭已经很好了,不讲究菜,他经常买一大袋(面粉袋大小)咸的青萝卜头当菜吃,这种咸青萝卜头我吃过,很咸很咸的,偶尔吃吃很有味,每天每顿饭都是这几个咸青萝卜头就乏味了。有一天,父亲正在干活,只听到隔壁一个老板用声音追着吩咐伙计,因为伙计刚跨出门:阿宝啊!买菜时鸡不要买了,我不想吃鸡。父亲想鸡不是很好吃的嘛,怎么不想吃鸡呢?这个疑问父亲一直没想明白。改革开放以后,我家的生活逐渐好转,尤其是孩子们都比较孝顺父母,天天鸡鸭鱼肉伺候着,直吃到父亲感到鸡鸭乏味,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鱼大肉吃多了,是不想吃鸡了,怪不得隔壁老板不想吃鸡,原来他天天山珍海味,当然不想吃鸡了。父亲每次讲起这件事很有感悟,我们却都当笑话听,庆幸的是父亲也享受到了不想吃鸡的生活了。

还有一件事父亲也想不通。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房小,家里东西没有地方摆,父亲就在屋内的木柱子上横梁上钉钉子,然后挂上篮子,里面放各种生活杂品,拿起东西来比翻箱倒柜方便,走进家里头顶上晃动着都是篮子。那时我和弟弟都在当兵,军营里内务要求很高,室内不能摆放多余的东西,墙面上更是干干净净,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弟弟探亲回家,按照部队习惯把家里的钉子都拔了,父亲劝也劝不住。弟弟回部队了,父亲又把钉子钉上去了。我探亲回家又把钉子都拔了。父亲很奇怪:当兵回来都要拔钉子的?当时我没有好好向父亲解释,只知道按照部队要求做,不知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后来父母住上了新房子,房子宽敞,家具齐全不再需要挂篮子放东西了,父亲再也没有在屋内钉钉子。

傻子瓜子成万元户的那个年代,万元户是每家茶余饭后必谈的话题。那时,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我家十七平米的房子与人对调两间,一在南市区我哥哥住,父母搬到济南路靠近现在是一大会址的翠湖公园的一条弄堂里,是个厨房间八平方米不到,搭了一个阁楼不能住人只能放东西。地方虽小大家都喜欢挤到父母家,人多时有近二十人,吃饭时,围着桌子一圈人,床上坐着人,上阁楼的木梯子上坐着人,没有座位就挤在门口,一边探头参与屋内的“嘎三唔”,一边等着吃得快的人出来替换。母亲的饭菜是重口味,大家比较喜欢,其实吃饭不是主要的,聚在一起天南海北、荒诞怪事、街谈巷议,无所不谈,热闹又开心。一次饭间,谈到万元户,大家都感到了不起,都想着也能成为万元户,谈兴正浓。一般不说话的父亲开口说:我有五万元!满屋肃静,齐齐地惊愕地望着父亲,哪来这么多钱!父亲慢条斯理地说:我有五个孩子,每人总能值一万,就是五万元了。哄!大家笑翻了,想不到父亲如此幽默,虽是笑话却很有道理,现在我们每家的资产都有几百上千万了,还是父亲有眼光。

1998年弟弟不适住进长征医院检查,几次体检都说仪器坏了,夜间只有一个护士值班,弟弟出现情况找不到医生,肠梗阻五六天了还不采取措施,在家属强力要求下还说动手术要转肠道科,转科人员也找不到,真是管理混乱水平极差,一个夹着公文包自己走进医院的弟弟,活生生被耽误了,虽然最后医院拿出了最好的药最好的血浆,已经回天无力了,可恶的长征医院!弟弟貌如母亲身材瘦长,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孩子,48岁英年早逝这个噩耗对俩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就是五雷轰顶,剜心似地痛。在全家关心下俩老坚强地挺过了我家最黑暗时期,从此父母沉默寡言了。

父母结婚在自忠路210弄(辑伍坊)21号的8平方米灶披间,朝北阴暗潮湿,在那里生育有三男二女,搬到济南路也是一个阴暗潮湿灶披间。弟弟出事后,我下决心给父母买了一套二楼靠近第九人民医院的一房一厅三十多平米的房子,再也没有阴暗潮湿了,也了却了弟弟生前的愿望,那套房与我同一个小区。房子重新装修,全套家具、厨具、家用电器,连牙刷牙膏肥皂草纸都配备齐全,让父母净身入住,一辈子在阴暗潮湿房子里挤住的父母总算有了宽敞明亮的居所。

一生坎坷的父母享受着晚年的幸福生活,儿孙孝顺常去探望老人家,曾孙绕膝父亲特别满意。

父亲在家不慎摔跤骨折,在九院医治无效于2004年10月8日离开人世,享年87岁。

弄堂里的生活是一家包馄饨邻居来品尝,母亲包馄饨整幢房子甚至弄堂里只要认识的人都会有一份;端午节包粽子母亲用给小孩洗澡的大木盆装米,用洗脸盆盛肉,母亲自己不会包粽子,但她会差人人家也愿意帮她,包完一大堆粽子,母亲是几十个几十个送人。这些是小巫,父亲过世后她一人生活慷慨大方令人乍舌,她请邻居去买大饼油条,给人100元,剩下的钱就作劳务费了,资助旁人的事经常发生,小区里有人向我反映我反宽慰人家:母亲一生艰苦,即使挥霍再多也无妨。

我怕母亲一人生活不方便,给她请了住家保姆,我深知母亲的脾气,对人大方对己克俭,我私下要求保姆一切顺我母亲的心,该花的钱就花,不要让母亲知道,找我就可以了,几个月下来大家都比较满意。春节保姆回江西探亲,她就不要人家回来了,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点用也没有。那就请钟点工吧,我找了一家保洁公司正规的钟点工,那个阿姨想长做,第一天上班就把家里彻彻底底打扫干净,连灶台的油腻都清理干净了,过了几天我去看望母亲,她已经把人家回掉了。那就再换人吧,这次由母亲钦点她认识的小区清洁工,每天两小时,第二天,母亲找我说两小时用不了一小时就够了,我说一小时太少了,人家来回路上也要时间的,母亲仍然坚持,没有办法孝顺孝顺就是“顺”,顺着母亲就是孝。我与钟点工商量做一小时,钱可以多给点。总算解决了,星期天去看望母亲,她早就把人家辞掉了。后来我自己也调整了住所,新房子高层落地窗阳光充足,我请母亲住到我家,人是住进来了心还在自己家里,洗衣服洗澡都要回到自己家里,而且没住两天,她说不习惯就住回去了。哥哥早就退休,住房条件也改善了,请母亲到他那里居住,她怕自己的房子被出租了回来没有地方住,打电话向隔壁邻居探情况,我说:放心,你的房子空关也不会出租的。她还是不放心一个人站在路旁招呼出租车,没有一个出租司机敢停下来承载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母亲就请小卖部的阿姨替她招呼出租车,车一停她就钻进车里,说:到第九人民医院。司机没有办法只能把她送到九院的家里。两三个月后,我到哥哥家探望母亲,她坚决要跟我回去。我就麻烦嫂子住到母亲家照顾她,这下可好矛盾不断,母亲坐着轮椅还从二楼滚到楼下,差点出人命。我和妹妹商量,妹妹说安排到她家附近的黄浦区第一福利敬老院,由她经常去照顾母亲,我们上了出租汽车,反复做工作,说好只是看看,不一定居住,下车后母亲一看门面标牌是敬老院,马上警觉起来,好说歹说住下了,妹妹天天去看母亲,第三天早晨妹妹去看母亲时,她已经收拾好了行李等着妹妹接她回去,并扬言:你们不让我走,我自己也会走回去的,正是没办法。

母亲瘦小但精骨好,九十多岁了,还在小区里锻炼身体,把脚搁得高高的,说是压腿,我真怕她像父亲那样摔一跤那就麻烦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说服妹妹住到母亲家照顾她,总算太平了。

母亲命硬多次死里逃生,57岁那年,我还在部队,母亲心梗,心肌大面积坏死,老天爷不要她。2002年春节心脏病发作住进ICU病房,身上横七竖八都是导线,屏幕上显示生命体征的曲线我看不懂,只感到曲线变化不稳定,打了溶血针输了液母亲醒了,让我叫来兄弟姐妹交代后事,我们一边听着一边安慰她。奇迹出现了,母亲的病平稳了,不久就出院了,当年六月还发过一次心脏病也住院治疗但没有这次凶险。

2007年母亲突患胰腺炎来势凶猛,医生插管把胃里的残物引出来,说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一滴水也不能粘,母亲已经昏迷,双手在空中乱抓,说的胡话也很清晰,都是过去工作上的事。这样不吃不喝六天六夜,就是正常人也饿死了,九十多岁的母亲硬是挺过来了,病情奇迹般地慢慢好转了。

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话语越来越少,喜欢拿出旧照片翻阅,看一些家训类的书,床头放着《菜根谭》我看不懂也不知何意。此时我才意识到需要了解一下父母的生世,但是已经晚了,母亲话少且不连贯,很难唤醒她记忆深处的信息,例如父亲母亲的家境差别这么大,怎么走到一起的,其中会有一些浪漫的故事吗?将近一个世纪了,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等等,以上所写只是我有意识与母亲断断续续交谈中得到的信息。

最后交谈中,母亲似乎在交代后事或表示自己的愿望,她说(以下是我整理的):

  • 我和银生自小都是孤儿,深知没有庇护的艰难,孙子吉吉(弟弟的儿子)与我们有同病之痛,你们要多加关照;
  • 我们的一生有战乱、灾害、饥饿、病痛,全家能安然无恙很不容易,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当然也帮助了很多人,生活需要互相帮助,有些难关没有别人的帮助是很难跨过去的;
  • 祖上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财产,我们也没有多大本事,但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勤劳可以补拙;
  • 古人说修身齐家定国平天下,说的是成大事者,你们只要做到修身齐家就行了;
  • 忠孝信义、毒赌不近、色财不淫是我对你们的愿望。

2012年8月22日早上我到母亲家,妹妹正在给母亲喂早饭,我赶着上班,九点多正下大雨接到妹妹电话说母亲不行了,我赶回家,妹妹说吃完早饭后给母亲洗了个澡,抱她到床上后母亲就没有声音了。我赶紧打120,急救车赶来,听脉、打强心针、心气复苏,终究未能救回来,上午11时,母亲大人驾鹤仙逝,享年96岁。母亲临终时无病无灾,吃饱喝足,寿终正寝,这是她的福气,也是子辈、孙辈、重孙辈们的福气。

母亲过世的前几天,她对邻居说:过几天就是七夕了,我要去见银生了(银生是母亲对父亲的爱称)。

母亲仙逝的第二天,8月23日农历七月初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母亲选择这个日子去见父亲。

202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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