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的童年

作者:夏佩芳

儿时影像破碎不堪,

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飘忽不定,

钩沉佚失真非易事。

                        

——银色的童年不如金色的童年,却比铜、铁、锡好多了。儿时影像破碎不堪,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飘忽不定,钩沉佚失真非易事。下面信息来自父母和兄弟姐妹,来自亲戚朋友以及自己的记忆,谬误繁多,不作史料佐证。

带着出生费来到世上的孩子

父亲一生中只上过一次牌桌,就是这一次赌牌,迎来了我的降生。

父亲是裁缝,中式裁缝,那时老百姓生活比较拮据,过节才添置新衣服,平时生意比较清淡,到了新年特别忙。1948年农历新年,父亲忙完了最后一批活,被伙计们推推拉拉地上了牌桌。父亲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不进舞厅,喝水也不放茶叶,是个只知干活不知享受的老实人,从来没有上过牌桌。那年生意比较好,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又得空闲,碍于大家的面子,勉强上了牌桌。在他人的指点下,父亲模仿着洗牌、摸牌、理牌和出牌,渐渐进入状态。

牌桌上你来我往,输输赢赢,甚是热闹,还是新手运气好,父亲渐入佳境,牌局一盘接着一盘,从正月初三晚上直打到初四(阳历1948年2月13日)凌晨,父亲面前赢来的零碎小钱已经堆积成小山,意欲收手已是不可能了,赢者意气风发,奢欲难填;平者望眼欲穿,急盼转运;输者气急败坏,更想翻本,个个意犹未尽。

凌晨四点多种,正当不可开交之时,有人匆匆告急,我妈肚疼即将临盆分娩!牌局只得中断,父亲急急忙忙赶去迎接我这个即将面世的婴儿。

当时父亲已经赢得有二十多元钱,打牌的潜规则是,赢者不能喊停、撤局的,只有惨败者才有权喊停,要不是我的出生打断牌局,牌局会一直打到父亲输光为止。

1948年初的二十元,足够接生一个婴儿,还可以给母婴补充一些营养。亲戚朋友都说,我的出生费是自己带来的,也有说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是财神的引路人,会带来好运。

1948年2月,中国两种命运正进行着殊死决战,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渡江准备。

一个新生命,呱呱坠地迎接着新中国的曙光。

命 运 多 舛

父亲16岁只身来到上海学生意,就是现在说的打工仔,十多年拼搏后,基本立脚。农闲时,乡下亲戚朋友就会到城里来探亲或帮忙,因此我家来往人员较多。那时的人比较随便,小住是常事,也有拖儿带女来做小工,一住几个月。因此,我们与帮工的小孩挤在一起生活,大约是周岁,帮工中的小孩出痧子(麻疹),感染到我,可能是我的体质弱,来势凶猛,体温一下高达40多度。当时的医疗条件差,一般采取“捂痧”的方法,关闭门窗,不让见光吹风,多喝水,效果不大。接着急剧咳嗽、流涕流泪、身上出现荨麻疹;点点红斑,时有惊厥或昏迷。爸爸妈妈急了,中医、西医、什么医院都去,中药、西药、什么药都吃,均不见效果。医生摇头,无力回天,父母绝望无奈,抱我回家,黯然伤心。

病情还在加重,身上的斑点在扩大,颜色加深,逐渐集中在左手腕的背面,集聚成一个黑色的毒瘤,小小的我已不成人样,不哭也不闹,安静得很,但是气如游丝,进得少,出的多,大家说不行了,准备后事吧。

妈妈已经哭成泪人,根本没有力气操办后事,就叫阿姆(妈妈的小姐妹,就是现在说的“闺蜜”,我们都叫她阿姆)来处理,当时我穿着绒线衣,阿姆从我的身上剥下来,说是孩子多,其他孩子还可以穿的,把我扔在水泥地上自生自灭。

我妈还是舍不得,不放弃,到处打听救命的方法,私人医生杨国安说,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又说盘尼西林是统购物资、军控药品,用金条也不易买到。爸爸妈妈到处打听哪里有盘尼西林,我们居住的辑伍坊里有一个人,是华美大药房的老板,爸爸找到他,他二话没说,叫了两辆黄包车,俩人一前一后赶到四马路(福州路)、山东路口的华美大药房,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两盒盘尼西林,交给我父亲说赶快救人! 药钱也没有收,车钱都是那老板付的。

真是神药!一针下去,有呼吸了,几针下去高烧退了,两盒还没有打完,病退神爽,又哭又闹,要吃要喝。身上的斑点退了,左手腕背上的毒瘤也渐渐萎缩到消失了,留下了3公分长1公分宽的长圆形疤痕,嘴角边有一条高烧造成的伤痕。阿姆和英囡阿姐(阿姆的女儿)见到我总会提起这件事,调侃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戴手表的人,因为手背上的疤痕很像一块方表,也正好是在戴手表的位置。还安慰我:将来有了工作,买块表戴上,疤痕就不见了,不会难看的。

有人说青霉素很危险,过敏反应会死人的,但是我对青霉素情有独钟,青霉素是我的保护神。此事以后我不太生病,可能这次大病把我一生中的毛病都提前生掉了,在我有限的病史中,只要较重一点的毛病,打青霉素就见效。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在单位值夜班,单位新址正在建造,暂设在淡水路天主教的诸圣堂里,半夜突然肚疼难挡,我按着肚子忍痛步行走到卢湾区中心医院,打青霉素点滴就消除了病情,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再晚点穿孔成腹膜炎就麻烦了。

感谢那些救命恩人!

感谢青霉素发明人英国科学家弗莱明! 儿  童  节 

小时候家境比较穷,从来没有零用钱,想吃零食从父母那里磨蹭半天也讨不到两分钱。我发现一个秘密,妈妈喝的咳嗽药水是甜的,就偷偷舔一舔,很解馋的。

有一次居委会一个阿姨给了我两块饼干和一卷水果糖,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大的礼物,紧紧地攥在手里,在弄堂里徘徊,怕回家后被兄弟姐妹分享了。

两块小小的饼干很快被我消灭了,水果糖是用彩色纸卷裹成长圆筒形,很漂亮,里面有一叠扁圆形糖果,真舍不得拆开来。但还是挡不住水果香味的诱惑,小心翼翼拆开纸,拿出一颗糖含在嘴里,甜滋滋的一股香味直冲鼻腔,好舒坦。当然舍不得咬吃了,用舌头慢慢舔着,水果糖外圈比较厚,中间比较薄,舌尖舔着舔着就舔穿了,可以套在舌尖上,圈圈再舔大一点,我就拿出来当成糖戒指套在小拇指上玩。

妈妈告诉我,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小朋友都能得到这样一份礼物。啊!儿童节这么美好,真想每天都过儿童节。

弄堂游戏 

清晨,随着:“拎出来呕!”的喊叫声,弄堂苏醒了。家家户户拎出马桶,由收集粪便的人倒入粪车里,随后哗啦哗啦……整条弄堂都是刷洗马桶的声音。上海人家爱干净,马桶里放有一些贝壳,竹制的“划洗”(刷洗马桶的工具)搅动贝壳刮擦马桶内壁,把马桶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异味,很多马桶一起“划洗”,声音就很响很吵杂了。这时候家家户户也已经起床,把煤球炉搬到弄堂里,劈柴点火生炉子,整条弄堂烟雾袅袅。早起买菜的人陆续回来,上班的人开始离家……弄堂里人来人往,交头接耳,熙熙攘攘。

旺火的炉子搬进灶披间,那里是老人、妇女的地盘,择菜、洗衣、烧饭,张家长,李家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弄堂里安静了片刻,又热闹起来,那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堂。“打弹子”、“刮香烟牌子”、“造房子”、“跳橡皮筋”……三三两两,一摊一摊,伴有童声歌谣,节奏号子,开开心心,嘻嘻哈哈。

弄堂里不都是温馨的孩童游戏,有些小孩结帮成派,占“弄”为王,穿“里”过“坊”,呼啸即逝,欺负弱小孩童,或者王王之间挑衅“打仗”。遇到过年过节,顽童将炮仗点燃放进晾晒在弄堂的马桶里,盖上盖子,砰!马桶盖飞翻砸地;有时一夜之间马桶的铁箍不翼而飞,成了孩童手里滚圈的玩具;有时走在弄堂里,突然之间一群顽童围上来,将你推翻,人压人叠罗汉,压在下面的,呼不得叫不应,无法挣脱,他们却躺在上面唱童谣。恶作剧不胜枚举……

我们喜欢玩的是“官兵捉强盗”,我和另一个小朋友各带一帮小孩,轮流当“官兵”或“强盗”,这是一个群体活动,也是体力游戏,地域可以扩至几条里弄。“官兵”是追捕者,“强盗”是逃亡者。

游戏开始!“强盗”们一哄而散,“官兵”们紧追弱小的“强盗”,一下子就抓到了几个,被抓的小“强盗”还很守规矩,老老实实地站在指定的圈子里,哇啦哇啦地指挥其他“强盗”们逃跑。剩下的体强力大的“强盗”,就不那么好降服了,因为是对抗性的,抓、挣、追、逃,扭缠在一起,不多一会儿,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我们几个孩子头商量,改变游戏方法,不固定“官兵”或“强盗”,双方都可以抓对方的俘虏,规定:只要在对方人员的背后拍三下,他就成为你们的俘虏;两队人员如果对面遭遇,不扭打也不抓捕。如此,减少了游戏的体力,增加了趣味和智慧。

游戏开始!两队人马反方向出发,我带着一队人马在弄堂里转悠,搜寻“敌方”人员,毫无踪影。不多一会儿,“敌军”突然出现在我军后方并虏走了我两名队员。怎么回事呢?我发现弄堂转弯角,站着“敌军”人员,都是些弱小女孩,原以为是“敌方”嫌弃她们或掉队人员。见到这些人员不能抓捕,因为有规定,只能在其背后拍三下才算抓到,她们背靠着墙,你就无法下手。她们却成了情报站或消息树,我们走的方向他们一清二楚,而我们成了无头苍蝇,疲于奔命。不行!我们几个赶快躲到没有人的地方紧急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消息树为我所用。

我们派几个比较敏捷的小朋友,躲进别人家的灶披间里,弄堂里的后门都是不关的,后门进去就是灶披间,平时也没有人。我带着队伍往前走,并告诫殿后的小朋友时时回头转身,提防背后被人偷袭。“敌军”在消息树的指引下,尾随偷袭我们,埋伏在灶披间里的小伙伴从门缝里见状,就悄悄出来在“敌军”殿后人员背后拍三下,俘虏了几个“敌人”。

如此游戏有趣更有智慧,还有点军事知识呢。

探  险

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说到老城隍庙去,那里不远,且很好玩。小伙伴们已经感觉弄堂太小了,多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平时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知道,沿着自忠路一直走,就能到达老城隍庙。小伙伴中张冬林胆子最大,振臂一呼,我们就跟着出发了。

我们一行五六个人,沿着自忠路往东,大家边走边互相询问和商量,怎样才能走到老城隍庙。我想起大人说过鼻子底下就是路,只要记牢地址,迷路时问人就能回家,心里踏实了许多。走到南阳桥(地名,已没有桥),横在面前的是西藏路,这里离我们居住的顺昌路辑伍坊,已经有三条马路了,面对宽宽的西藏路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心里有点害怕。我的衣服被一个小孩拉了几下:“芳芳哥哥,我们回去吧!我出来还没有告诉我妈呢。”我也有点犹豫,但是好奇诱惑着我,又看到张冬林几个小朋友快要穿过马路了,再不走就去不成了,我拉起小朋友的手“不怕!我们一起去、一起回”勇敢地穿越了西藏路。

过了西藏路,发现前面的路(方浜西路)与我们走过的路不是笔直连接的,与想象中的情景不一样。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南市区的棋盘路,弹硌路面,弯弯曲曲,岔路多又不规则。不少人胆怯了,嘀咕着要回家,其他人脚不停步坚持往前走,胆小的人没有办法,回去更没有胆量,只能拖拖拉拉地跟在后面。方浜路很长,方浜西路、方浜中路和方浜东路连成一条路,弯弯曲曲,在露香园路、慈修庵等地还拐了几个大弯,麻烦的是我们不识字,不知道路名,也不辨东南西北,小孩有自己的记忆方法,我们互相提醒,记住走过路上的醒目标志;例如理发店门口的旋转圆柱、红色的消防拴、绿色的邮筒……

走走说说,不知不觉又到了一条宽宽的马路边,这是河南南路,站在路边可以看到对面残缺的城墙,那里就是老城隍庙的西门,真是兴奋啊!目的地到了。穿过河南路,我们进入老城隍庙境地。我们没有到达九曲桥、豫园等地方,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些好玩的地方,我们在旧校场路附近折返回家。

虽然这是一次简单的出行,但对于第一次跨出弄堂的七、八岁小孩,不亚于一次真正的“探险”,当时在我们心里,想象与现实差别真大,其间不乏勇敢与胆怯的搏斗,决心与犹豫的争夺,好奇与畏缩的挣扎,最后的“探险”成功,让我们体会到了亲身实践的滋味。以后我一个人也敢到老城隍庙去了,这是我亲自征服的路。

故  乡

小说、电影、诗词中的故乡,大都是一条蜿蜒的小路,一条弯曲的小河,一座青山,一片田野和小屋,或者一弯海港和渔船。曾经,我对故乡也是这样理解的,认为在农村出生的人才有故乡,从字面上看,故乡、故乡,就是在乡下的地方。其实故乡就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说起故乡,人人会有一番莫名的激动。我的故乡是上海,说起故乡,我也会激动,倒不是说上海的高楼洋房如何穿透云霄;也不是遍地轿车和电灯电话超前现代化;更不是霓虹光圈里的醉生梦死;等等这些似乎可以炫耀的谈资。我的故乡在上海,在石库门弄堂,那里是我的出生地,有我的童年,我的小伙伴,我的故事。

说起上海必提外滩,我脑海中的外滩与现在的大相径庭。阿姆住在新开河一带(近延安东路),英囡阿姐结婚后住在十六铺的外咸瓜街,我们常到那里玩。那时候在外滩看到的是一片滩涂,一条长长的铁索链,将行人隔在滩涂外。蓝天白云下,看潮涨潮落,小蟹满地跑,在滩涂洞里钻进钻出。苏、浙、闽木帆船,云集成片,船头画有彩色大眼睛,桅杆林立;江鸥在桅杆顶上盘旋嗷鸣,眺望远处黄绿色的江中一群江猪(江豚)一拱一沉;有一天我们住在英囡阿姐家里,凌晨三、四点钟,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原来十六铺水产码头开称了,各种水产挑上码头,批发的人群来来往往,非常繁忙,微风中夹杂着鱼腥味。

我家住在上海市自忠路210弄,是辑伍坊21号。自忠路最早是西门路,为纪念抗日将领张自忠而命名为自忠路,文革期间改回西门路,文革结束后又恢复自忠路。辑伍坊有20多幢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以21号为例,两扇漆黑厚重的大门,门上两个敲门的铜环,推门进去是天井,是抬头见天的一小块地方。还真有口井,井水冬暖夏凉,夏天有人在井里冰镇西瓜。右边是东厢房,住着一家旧政职员(没有西厢房,23号有西厢房没有东厢房,两个门洞的建筑是对称的),正面是客堂,公共场所。穿过客堂前面是右斜向上的楼梯,楼梯下面,右边是后厢房,又小又暗,住着一户工人,楼梯左边,一条小小走廊直通后门,走廊右边是灶披间。顺着楼梯到二楼,正面是前楼,住着公司职员,二楼东厢房是远洋轮大副家,与厢房连着的北面小房间,住着他家老人,亭子间里是小学老师一家,再转弯上去是晒台。

厢房和前楼朝南,阳光充足,冬暖夏凉;亭子间下面是灶披间,上面是晒台,夏天最难熬,上面逼晒,下面火燎;客堂和灶披间是公用场所,灶披间是一幢楼里各家各户烧饭的地方,住房紧张时,房东将客堂和灶披间这些公共场地辟出来出租赚钱,各家各户的烧饭就被挤到门口、走道、晒台等地方,灶披间朝北,阴暗沉闷,湿寒难挡,只有八个平方米,我家就住在那里,爸爸妈妈和五个小孩,爸爸妈妈都是手工业者。

住房条件与社会阶层及其相符,简直是一个社会缩影。

辑伍坊大多数楼房与此类似,也有不少楼房兼有其他功能。1号那里是个死弄堂,五十年代生育高峰,小孩多、学校少,政府就把这条弄堂拦起来,办了自忠路第一小学;2号是一家制笔厂叫冯燮堂,工人们拿着牛角板梳理山羊毛,一堆一堆羊毛被梳理成毛笔头,有大有小,我们小时候买不起正品毛笔,还专门到这家厂里,买过等外品毛笔呢;辑伍坊与旁边好像是三庆里有一个结合部,结合部很不正规,形成了一个前宽后窄的三角形空间,人们利用该空间搭建二层楼的房子成了24号,因为是夹缝里的房子,左右后面都没有窗,一扇70公分宽的小门,底楼分前后两个部分,门面是赵富的裁缝店,后面是我父亲的成衣作坊,阴暗潮湿,白天也要开灯,地上还有窨井盖;25号原来是两条弄堂的过道,铁门拆除以后建成了住房,住着一家也是成衣铺,主人罗姓,我们叫他姑父,沉默寡语,规矩老实。其小儿子罗力强喜欢音乐,从篱笆上抽出一根竹子,裁截成竹笛长短,8号铁丝在炉子里烧红了,在竹子上钻孔,劈开较粗的竹子,取出竹叶作笛膜,整天练习吹奏。姑父嫌其影响邻居,将竹笛劈毁,他再制作,又被姑父当柴火烧了,几次三番,他不厌其烦再制作,并藏了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参了军,在海军文工队吹笛子,又学会了萨克斯、长笛等,成了吹奏演员。我退休后也学会了吹奏葫芦丝、萨克斯,与其交往学到了许多技巧;25号旁边的一条弄堂有一家印刷厂,嘚啷啷、嘚啷啷……的声响,昼夜不停,印刷机是圆盘式的,颜料滚筒间歇地在圆盘上涂刷颜料,圆盘与印板一开一合,张开的一瞬间工人将印好的纸张拿出来,同时放进去一张白纸,人与机器的动作相当协调,稍有不慎,手就会被机器夹伤。切割纸张的机器很高大,厚厚一沓纸,噹啷啷啷,被整整齐齐切下来,边角料一叠一叠的,我们花几分几毛钱把它买来装订成册,做草稿纸,或者折纸做玩具。曾经有个小孩,在机器还没有停下来,就伸手去抢边角料,手指头被整整齐齐切去了;21号后门东北面有一家织布厂。灰蒙蒙的车间,灯光昏黄,噪声嗡嗡。夏天,工人们汗流浃背,有的还打赤背,老板娘比老板严厉,亲临车间督战。

家庭作坊和弄堂工厂也是上海工业的支柱之一。

黄梅季节刚过,弄堂里就摆出了各种各样的晒物,最吸引人的是戏装,不知哪家是唱戏的,行头特别多。家里晒不下,就搬到弄堂里铺上报纸,摆开箱子,服装、鞋子、头饰,占满了半条弄堂,五颜六色,琳琅满目,大饱眼福。布帛绸缎的戏装,柔柔软软的,在阳光照射下流光溢彩,服装上绣有蓝海旦日,云龙凤鸟。许多衣服的袖口上有一段白绸,长长的似流水静卧在那里。凤冠最漂亮,帽子上布满了金银、珠宝、玛瑙等材料做成的凤鸟、花草等饰品,丰富多彩,一顶帽子足可以开一家珠宝饰品店了。靴子的厚底有拳头高,像现在的松糕鞋。那些披肩、斗篷、马褂,盔、巾、帽、帕等等,点缀其间,似繁花丛的闪亮星星;中药铺也来轧闹猛,在阳光下摆开摊子,人参、党参、丹参,天麻、杜仲、三七,红花、黄芪、白术,山楂、橘皮、甘草,冬虫夏草、蜈蚣蛇蝎……很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飞禽走兽、树皮草根、泥土矿石,林林总总铺满一地,真是大开眼界。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中草药味,小孩子不识药,很希奇那些比手掌还长的蜈蚣,被竹片穿着,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我们最怕蜈蚣,金头红身绿肚,长长的身体一节套着一节,身边长满细脚,像两排整齐的船浆,船桨此起彼伏,两条波纹闪动,爬行中嘴钳子还一闭一合的,耀武扬威,狰狞恐怖,想不到还能入药,据说药效还很好。那些散落在边缘的像枯树枝的甘草很吸引我们,甘草的甜味香味很浓,咀嚼在嘴里余味可以保留很长时间,我们捡拾一些离开报纸较远的甘草吃,这不叫偷,因为甘草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领地,我们只当是他们不要了的东西。

那时生活拮据,母亲也得帮父亲干活,无暇照管我们,我们就大带小,自己玩耍,困了钻进自己的被窝里睡觉。八平方米的灶披间搭了一个阁楼,变成了两层楼,下面放一张大床、一个五斗橱、一张桌子、几只凳子,烧饭的炉子在外面的走廊里,阁楼上有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一家人的衣物,我们小孩通铺睡在阁楼上。有一次父母深夜回来,黑暗中摸着孩子的头数人数,少了一个,怎么也找不到,就报告了派出所,原来是姐姐滚到了黑箱子后面狭小的夹缝里了。

夏天,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热得睡不着,自己摇着扇子风凉,姐姐提议:大家睡成一排,让一个人站起来横着给大家扇风,每次100下,大家轮流辛苦,轮流享福。并提出,出主意的人,最后给大家扇风,大家无异议。凉风习习,享受着别人的劳动真舒服,轮到自己给大家扇风也无怨言。我老老实实,使劲扇了100下,完成任务。轮到姐姐给大家扇风,她睡着了,叫不醒,捏鼻子、挖耳朵,怎么也弄不醒,只得作罢,真是好逸恶劳。有时爸爸妈妈会偷空买来棒冰,只够一人半根,“我要带棒的。”“我也要带棒的。”怎么办?我们商量着:用手指甲卡在棒冰中间,有棒的一端少一点,没棒的一端多一点,然后让不要棒的人咬下棒冰,拿棒的人,从容地舔舔吮吮,悠闲惬意;没拿棒的人,用手指夹着冰,在嘴里哈进哈出,但体积比有棒的多,各得其所,大家不吃亏,这样的分配渗透着孩子们的智慧。

左邻右舍时常照顾我们,住在二楼厢房的邓家阿姨,丈夫是远洋轮大副,有三个孩子,常常下来照管我们,帮我们洗澡,监督睡觉,有时还帮我妈周转资金,邓家阿姨已经搬走了,还健在,将近百岁,人好命长;左邻是资本家,开纺织厂,占据整幢楼房,他家帮拥的阿姨也会来照顾我们,主人家允许她将不吃的菜肴或者择菜下来部分送给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吃到甲鱼蛋,味道真美,鲜鲜的、粉粉的,醇厚味感现在还能回味。阿姨是乡下人,没有文化,我们要求她哄我们睡觉必须讲故事,她翻来覆去地讲,却只有一个故事《上错轿》,每当讲到新娘子上错轿被抬走时,她自己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弄的我们莫名其妙。

记得我读书那年的夏天,我和姐姐一人一边从炉子上端下一大锅绿豆汤,我人小,大锅向我侧倾斜,溢出的绿豆汤,烫伤了我左脚,脚背较严重,我们赶快用自来水冲洗,脚背上一大片水泡整破了,有的说涂点酱油就会好,有的说涂牙膏很灵的,最后,还是邻居用香港买来的烫伤药膏敷上,才见好转。不能在弄堂里玩了,我就拿个小板凳,静静地坐着,与邻居家的小孩闲谈从大朋友那里听来的奇闻。邻居小女孩英英,常常是我的听客,记得有一次我讲到蛇岛,把蛇岛讲得恐怖奇趣,她张着嘴听得津津有味,我也惊讶自己哪来这么大能耐,炫耀和沾沾自喜的感觉真好,我们意犹未尽,突然传来她妈妈的呵斥声,从她妈妈语气里可以听出,她妈妈不喜欢她与穷小子交往,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小小的刺激。

1965年我们搬过一次家,还在自忠路上,1968年我参军离家,探家时还专门旧地重游过,模样没变,觉得弄堂小了,想不明白当时在这么小的弄堂里怎么踢足球,怎么狂奔的。遇见故人,一阵漪涟,故乡的情愫便涌在喉头。

1999年“辑伍坊”和旁边的“三庆里”对面的“天和里”等很多条弄堂都拆迁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改造成现在的太平桥人工湖公园(翠湖公园),并与“新天地”、党的一大会址连接成一片绿树、翠湖、草地互相映辉的美丽风景区。

上 学 了

到上学的年龄了,妈妈带着我去报名上学,那天下着雨,我们到邑庙区中心小学(那时译音叫娜格纳小学)面试,主考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诸如:你叫什么名字?家有些什么人?兄弟姐妹有几个?等等。

几天后,我见妈妈拿着一张通知书,轻轻叹了一口气,我不懂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意识去追问。不久,小伙伴中有的人背起书包上学了。我闲在家里,仍然在弄堂里疯玩。

第二年,也是这个季节,妈妈又收到一张通知书,这次她告诉我,我可以上学了。爸爸是裁缝,马上用零料布给我缝制了一个书包,又缝制了一个笔袋,里面放了几支铅笔。这就是我的全部学习用品。

学校是黄陂南路第二小学,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很近。高大的学校大门给人一种神圣感,宽大的操场,周边绿树成荫,三层楼教室,连上厕所都在房间里(那时弄堂里的男厕所,只是两边用半人高短墙遮羞的半敞开式的建筑)与弄堂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跨进大门的一瞬间,我脑海中浮现了不久前的一件事。

不久以前,我到复兴公园玩,沿着自忠路一直往西,穿过重庆南路,是一家幼儿园,密密匝匝的篱笆墙,漆黑高大,透过篱笆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的场景:绿油油的草地,白墙红瓦的楼房,滑梯、秋千、跷跷板、独木桥等等小孩玩具样样具全。这时开过来一辆漂亮的大巴车,停在路边,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马上组成一道走廊,拦住我和行人,让车上下来的小孩子们鱼贯通过,他们穿着海魂衫,帽子后面有两根飘带,原来是海军部队的幼儿园,他们走进幼儿园尽情玩耍。我第一次尝到了羡慕和妒忌的滋味。

现在,我也跨进了神圣的学校,看我有多神气。

我被分在一(3)班,班里大多数是弄堂里的小伙伴,穷小子多,看上去我和几个小朋友的年龄比其他小朋友要大些。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年,我报考邑庙区中心小学是录取的,妈妈拿着录取通知犯愁,是因为已经有两个小孩(我哥和我姐)读书了,再让我读书经济上负担不起。第二年,所有学校改制成公办,学费6元,才让我读书,所以我比一般小朋友晚读一年书,年龄也大一些。

余 老 师

班里大多数小朋友没有上过幼儿园,也没有经过学前教育,野惯了,不习惯学校的各种规矩,上课讲话、做小动作,甚至在教室里走动。有的小朋友玩弹弓,用纸做的子弹互射,课堂像茶馆。我们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是个女老师,叫余卫巾,二十岁来岁,细挑个儿,大眼睛,鸭蛋脸,长发披肩,非常漂亮。她倒很有耐心,更有办法。课堂乱时,她把我们集中到走廊里,然后一个一个走进教室,站到自己的座位,全部站好后喊口令:“坐下!”培养集体主义观念。有时,课堂实在太乱,她连喊两个“起立!”“坐下!”,教室里马上肃静了。

富家子女穿着体面,干净整洁,学习成绩好;穷人家孩子衣着破旧,蓬头垢面,学习又跟不上。老师当然喜欢他们啦,但是老师也不嫌弃我们。

记得初小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经常开红灯(那时学习成绩评定实行5分制,0到5分,5分最好,0分最差,2分以下不及格,是用红笔批的分数,不及格就叫开红灯)。作业本黑不溜秋,涂改得自己也看不清楚。我没有铅笔盒,布制笔袋不能保护笔尖,在家用切菜刀削好的铅笔,到学校笔尖就断了,也没有铅笔刀,用牙齿咬碎铅笔木头,露出铅笔芯,再在纸上磨尖铅笔芯。写错了也没有橡皮,用手指头擦,干乎乎的擦不掉,就在手指头上沾点口水,擦来擦去作业本也擦破了,本子也越擦越黑。

我的情况不是特例,余老师也渐渐发现了。老师通过家访来了解我们。那天,一位漂亮的小姐深入到弄堂里的亭子间、灶披间、黑暗的后楼,访贫问苦,她的后面跟着一群小学生,唧唧喳喳,好奇又忐忑,“从XX家出来了”“要到哪一家啊?”“可不要到我家!”弄堂里沸沸扬扬,大人们探头探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余老师落落大方,款款走来,与家长聊天,谈小朋友在学校的情况。到我家了,我记得我妈和余老师是站着交谈的,余老师了解了我家情况,摸着我的头表扬了我,说我在班里打扫卫生很积极,是个好孩子,要求家长给小孩较好的学习条件。我很感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知什么时候起,缺橡皮的学生,课桌里出现了一块橡皮,缺铅笔刀的学生,课桌里出现了一把小刀片,并且都附有一张不具名的“好好学习”的纸条。有学生报告了老师,余老师在班里表扬了不具名的好人好事,号召同学们要扶弱助贫,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孩子们最会模仿,一下子好人好事在班里蔚成风气。

那天,我发现班里有个同学没有毛笔,我有两支,一支较好,一直很差,我也想用这种方式悄悄帮助他,但是,送哪一支呢?心里很纠结,我没有钱买一支更好的了。脑海中好像有人对我说:好事要做好。我用纸小心包好那支心爱的毛笔,也附了一张好好学习的纸条,悄悄地塞进他的课桌里。

小朋友们互相熟悉了,有几个已经成了好朋友;大家把余老师看成了自己的大姐姐,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余老师乘势利导,根据地理位置和学习情况,分片把我们组成小小组(即课外活动小组),弄堂里闲逛的野小子少了,闯祸的几率减少了,放学后一起做作业和看书的现象多了,孩子们有自己的小伙伴,高兴了,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长放心了。依稀记得我的小小组在赵蓓妮家,她家是开牙科诊所的,条件比较好,她父亲还给我补过牙齿。有一次,不知何故我们到苏茹君家去开展小小组活动,她家在黄陂南路(近兴业路)一大会址对面的卢湾区党校里面,她父亲是中共党员,那里环境优美,小桥流水,树木茂盛,鸟语花香,她有一个弟弟,跟着我们一起玩。

我们逐渐养成了看书的习惯,但是零用钱少,买不了几本书,有时在小书摊,站在别人背后偷看,常常被书摊老板训斥;为了解馋,同学之间互相借书看。余老师让我把班里小朋友的书集中起来,办了个小小图书馆,每星期借还书一次,书集中起来由我保管,正中下怀,我看的书就比别人多。

余老师想方设法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有一次,余老师拿了五张《白雪公主》的电影票,说是要带五个学生去看电影,四个学习优秀的孩子已经点到名了,她拿着最后一张问:谁要?教室里小手林立,“我要!”“我要!”的呼声不断,她扫视全班,见我一个人没有举手,而且无动于衷,她突然宣布了我的名字,大家一下子泄气了,几十双眼睛一齐扫向我,既羡慕又妒嫉。幸运之神不期降临,我很高兴,但很坦然。至此以后,好像幸运之神与我有缘,在我一生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那是后话。

有几天不见余老师来上课了,听说她病了,同学们想念她,决定结伴壮胆去探望她。她家在南昌大楼,好像是17楼,有电梯。电梯工不嫌弃我们,涌进电梯有点怯怯的;进到她家,眼睛一亮,宽大的窗户、明亮的家具、锃亮的地板。男孩们毫不怯场,不顾一切地在地板上滚爬起来,女孩子们规规矩矩地拥在余老师身边。余老师半卧在床上,快乐地看着我们调皮。我第一次看到厚厚的、软软的席梦思床,余老师半个身体陷进床里,垫着高高的枕头才看到她上半身,华丽的被子,非常滑爽。这幅华贵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余老师了解一下我们的学习情况后,就询问起我们的绰号,这下戳到了我们的兴趣点,当时大家喜欢看三国演义小说,都自比自诩起来,“我是常胜将军赵子龙”“我是黑脸猛将张飞”……余老师说:好像没有姓夏的?我说:“我是妙才夏侯渊。”风头都被我们男孩子抢去了。

离开老师家的时候,真是有点依依不舍,感觉我们与余老师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进入高小以后,我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我喜欢上了作文,还记得我的第一篇作文是《我家的虎皮花猫》。我家花猫皮色像老虎,白天睡在我的案头,晚上钻进我的被窝,下半夜就去抓老鼠,有一次它把一只老鼠放进了我妈的高统靴子里,我妈穿鞋子时感觉里面软软的,倒出来一看是只大老鼠,吓了一大跳。由于我和猫咪朝夕相处,我把猫咪白天眼睛是一条线和晚上眼睛亮而圆的特点写出来了。老师说我观察仔细,有生活情趣,并被选为讲评的作文。我们每星期都有作文课,第一个星期写作,第二个星期讲评,我的作文几乎都被选为讲评作文,我也特期望讲评课的到来,一直到初中,我的作文成绩都保持在四加和五减之间。

余老师从一年级带我们到六年级毕业,一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六十多年了,余老师的靓丽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出现,逼真而又温馨,很多次冲动着想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总羞于没有混出个人样而退却。尓今我也古稀,余老师应该八九十岁了,从心底里祝愿余老师长命百岁。

说开去

上海四季分明,雨水却很多,春雨淅沥,秋雨绵绵,夏雨倾盆,冬季雨夹雪频频,上海人由此与伞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家都有‘命',就是我没有……”,这是我从隔壁人家收音机里听来的独脚戏。戏说,有一个乡下人到上海学生意,老板差伊(派他)跑外勤,因为没有伞,经常被雨淋,很是烦恼,于是写信让家里寄钱买伞。因为识字不多,“伞”字不知怎么写,想象着上面一撇一捺像伞面,下面一口就是一个人,拿着伞柄就是一竖,稀里糊涂变成了一个“命”字。家里接到信,吓了一跳,猜想这小子在上海犯了法,要被枪毙了,想用钱赎命,年老的父母卖掉耕牛,带钱到上海,为儿子赎命。

谁家里没有几把伞,不仅有晴雨伞,还有折叠伞、自动伞等等。

小时候,我家里没有伞,这不是笑话。后来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一把又破旧、又粗糙、又笨重的黄色油布伞,伞面是桐油浸泡成的油布,桐油不易干,伞面粘粘的,主伞骨粗壮,竹节也不削磨,摸上去疙疙瘩瘩,支伞骨也是这样,还带有竹刺,汇集支伞骨的铰链座(伞盘)粗大毛糙,推起来比较吃力,该伞没有锁住支伞骨的机构,只是在主伞骨上钻个洞,一根细绳系着一根小竹棍,将小竹棍插进洞里来锁住伞盘,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这把伞平时放在不显眼的地方,一到下雨天它就成了宝贝,母亲一早起来,撑着雨伞去买菜,接着姐姐拿着雨伞去上学,我们男孩子没有资格享受雨伞,与其他穷孩子一样,一手举着书包盖住头,一手提着鞋子,赤着脚呼啸着冒雨奔向学校。

课余时间,姐姐带我去菜市场检拾别人遗弃的菜皮叶子,因为天下雨,去捡拾的人少一些,我们就可以多检一些,这个时候我们俩可以共享一把雨伞,粗笨的雨伞要撑开来还真不容易,两个小孩的力气加在一起还差点儿,我们把雨伞顶在墙上,推着伞盘往墙上顶,喊着口号:“一、二、三”随着哗啦啦一声响,粘合着的伞面总算撑开了。

从一把雨伞可以看出我们家的物质是多么匮乏。国家困难时期,正是我家最艰难时期。父母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不足90元,要养活七个人,每人生活费12元,刚刚超过贫困线(当时的贫困线是人均11元),孩子们都在读书,且值长身体时期,营养不谈,吃饱也无法保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岁我就会生炉子、烧饭、做家务。清晨我们到菜场捡菜皮败叶,加上便宜的萝卜叶子,洗净、晾晒、切碎,腌制成咸菜;太平桥顺昌路一带是餐饮一条街,晚上做大饼油条等点心的炉子都熄火了,里面的煤球还滚烫的,没有烧净,我和姐姐就到那里去,把煤球掏出来,拍掉煤灰露出黑色的球心,就是可以烧火的煤球,这和《红灯记》里的铁梅,捡煤渣是一回事,有时掏到还在燃烧的煤球,手上都会起泡。顺昌路和自忠路交界是太平桥,在路口的西北角街面的二楼是一家茶馆,兼有评弹说书。我们把煤球掏出来等待冷却,就悄悄爬到二楼楼梯口听说书;粮食紧缺,粳米成奢侈品,籼米也不够吃,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将煮熟的饭加点水再烧一次,再胀一胀,锅里的饭好像增多了,但是像爆米花很松软,就是不耐饥。还有就是在饭中加上杂菜豆类等,蚕豆饭很香,即使蚕豆皮又老又硬,也很诱人。比较难吃的是豆腐渣饭,磨豆浆滤出来的豆腐渣烧在饭里。实在没有吃的,就用豆腐渣煮菜皮,卡在喉咙里,很难下咽。如果有南瓜我们就做南瓜饼,不是现在酒宴上的小点心南瓜饼,我们做的南瓜饼是将南瓜煮熟了,去硬皮、捣碎,加上豆腐渣,条件好的加点面粉,和起来,做成圆饼,在铁锅里烙熟,热的时候很好吃,如果能在油锅里煎出来,不会亚于现在的南瓜饼;饥饿加上寒冷,日子就更难过,我们的衣服只有一个功能——遮体,达不到保暖。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天下着大雪,我穿着露出两个脚指头的胶鞋,去菜市场捡菜皮叶子,捡煤球时抱着炉子取暖,晚上睡觉时,手脚顶起棉被,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像一幅天空的水墨画,一团一团棉絮像乌云,没有棉絮的透空处就是天空,天空多于乌云,冷得我抱着花猫取暖。我弟弟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学校硬要拿去,说是作为旧社会生活的实物展品,也不发一件衣服给我们,即使这样的破衣服,我家也就此少了一件,要我家做一件新衣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苦的是我哥哥,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困难,阿姆出主意,将我哥报名到三门峡水泥厂工作,家里的困难暂时缓解了,苦了我哥。当时我哥不到十六岁,还是孩子的我哥,要扛起大人的重活。国家困难时期,吃不饱,浮肿从脚爬到胸口,浑身无力,有一次上夜班,车间里空气混浊,他到门口的电线杆子下面打了个瞌睡,就被抓了起来,说是破坏电力系统而被判刑。人在监狱,厂里还是经常断电,原来那根电线杆子上面是输电裸线,风吹电线晃动而碰撞在一起,引起短路跳闸。事情清楚了,厂方问我妈有何要求,我妈已经后悔让我哥去外地工作了,什么也没提,只要求马上放人回上海。那是个冬季的午夜,我随妈妈到北站接我哥。月台上乘客已经散尽,只有一个检修工在铁轨旁走几步,敲几下。远处一个瘦小的影子,拖着个破帆布箱(当时箱子是没有轮子的),从夜幕中钻出来,出现在昏暗的路灯下。哥已经没有人形,只有妈妈能认出来,赶紧迎上去,哥哥木讷地站着,没有力气讲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妈叨叨着。

哥哥回来了,但是户口还没有报进,六个人的口粮,七个人吃,肚子更饿了。爸爸叫我到晒台上收被子,两层半的楼梯,我爬到一半,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饿得实在不行,我拿出积攒了半年多的两毛钱,在太平桥小贩那里,买了个烘山芋充饥。

屋漏偏逢雨,爸爸病了,肺结核。公私合营以后,爸爸转业到漕宝路的一家化工厂工作,长年与剧毒的粗苯打交道,那时没有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设备。肺穿了一个洞,住院治疗后,厂工会安排他到皋兰路(近思南路)工人疗养院修养。

国家度过了困难时期,我家也摆脱了艰难困苦,爸爸恢复了健康,哥哥报上了户口,并且有了工作,家境开始好转,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我的童年能说是金色的吗?想想非洲、伊拉克、叙利亚等等,那些生活在苦难和战火中的儿童,我有这样一个银色的童年,应该很满意了,愿全世界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个金色的童年。

                                2018年6月27日                 

Share